四月初，梯田里的土豆种下了。

老周带着他的“土豆小队”忙活了整整十天。五十亩示范田被分成五个区块，每个区块种不同的品种——有从南边商人那里换来的“红皮薯”，有本地野生的“山土豆”，还有老周自己用块茎选育的“周氏大薯”。

种法也讲究。不是随便挖坑埋进去就行，要测株距、行距，要施底肥——用的是农事小组特制的“三合堆肥”：草木灰、腐叶土、加上寨子粪坑里沤了三个月的人畜粪便。

“肥得流油啊！”老周抓了一把肥土，凑到鼻子前闻了闻，不但不嫌臭，反而陶醉地眯起眼，“这肥力，种啥都疯长！”

石头被分到土豆小队当学徒。这少年学东西快，老周说一遍他就记住，还能举一反三。老周教他：“土豆喜凉怕热，咱们这儿春种夏收正好。但要注意排水，水多了烂根。”

石头蹲在地头，看着刚埋下的种薯，问：“周爷，您说这土豆真能亩产三百斤？”

“保守估计。”老周搓着手，“我前年试种那几棵，一棵就结了五六斤。按一亩两千株算……你算算？”

石头心算：“一万斤？不可能！”

“想啥呢！”老周拍他脑袋，“那是理想情况。实际能有三分之一就不错了。但就算一千斤，也比种麦子强——麦子亩产才一百多斤。”

“那为啥以前没人种？”

“没种子，没技术。”老周叹气，“老百姓种地，求稳。麦子、谷子种了几千年，虽然产量低，但保险。新东西，万一绝收了，全家饿死。谁敢试？”

“那咱们现在敢试？”

“因为寨主敢担风险。”老周望向寨子方向，“他给咱们兜底呢。”

确实，陆弘为梯田工程准备了专项储备粮——五千斤麦子，专门用于补充分田户可能出现的缺口。这举动让许多观望的寨民安了心，陆续有二十多户申请在二期梯田分地。

土豆种下后，老周每天都要去田里转几圈。看发芽了没有，看有没有病虫害，看水渠通不通。石头跟着他，学了不少东西：怎么辨认叶斑病，怎么捉地老虎，怎么判断土壤湿度。

四月中旬，土豆苗齐刷刷地冒出来了，嫩绿的叶子在春风中摇曳。老周激动得像个孩子，拉着陆弘来看：“寨主您瞧，出苗率九成以上！好兆头！”

陆弘蹲下细看，苗子健壮，田埂牢固，水渠里清水潺潺。他拍拍手上的土：“周老，您是大功臣。”

“不敢当不敢当。”老周搓着手，“是寨主的法子好。这梯田，这堆肥，这选种……老祖宗几千年没想明白的事，您给想明白了。”

“不是我想明白的。”陆弘摇头，“是大家一块儿试出来的。对了，我有个想法。”

“您说。”

“在梯田边上立块牌子，写上‘第一号示范田’，再写清楚：哪年哪月开垦，用了什么肥，种了什么品种，亩产目标多少。以后每块田都这么记，几年下来，就是一部活教材。”

老周眼睛一亮：“这主意好！谁干了啥，干得怎么样，白纸黑字记着，后人也能学！”

“不止。”陆弘说，“还要定期开‘田头会’，把种得好的、种得差的人都叫来，现场说经验、说教训。农事不是闭门造车，得交流。”

老周连连点头：“我这就去办！”

梯田的成功，带动了寨子农业的整体革新。农事小组趁热打铁，开始推广堆肥技术和选种方法。

堆肥还好说，毕竟看得见摸得着。农事小组在寨子四个角落各建了一个堆肥场，派人专门管理，教寨民怎么分层堆草、怎么翻堆、怎么判断腐熟。还设立了“优质堆肥奖”，每月评选，奖励贡献点。

选种就难了。老农们习惯了“留种”——每年收成时，挑些饱满的穗子留作种子。但要他们专门划出“种子田”，精心管理，单独收储，很多人嫌麻烦。

“俺种了一辈子地，不也活过来了？”一个姓王的老汉嘟囔，“整那些花里胡哨的干啥？”

柳明漪亲自去做工作。她不讲大道理，而是把老汉请到统筹司，给他看数据：“王伯，您看，这是您家过去三年的亩产：一百一十斤，一百零五斤，九十八斤。为啥越来越低？”

王老汉一愣：“年成不好呗。”

“那为什么老周家能稳定在一百二十斤以上？”柳明漪拿出另一份数据，“因为他每年都选最壮的穗子留种。三年下来，他家的种子比您家的壮实，抗病强，产量自然高。”

她又拿出一个陶罐，倒出两种麦粒：“您摸摸，比比。”

王老汉抓起一把，左手的麦粒饱满均匀，右手的干瘪大小不一。高下立判。

“这……真是老周家的？”

“千真万确。”柳明漪说，“王伯，我们不强迫，但希望您试试。划出半亩地当种子田，按我们的方法管理，种子我们提供。秋收时如果产量没提高，我们赔您损失；如果提高了，您把多收的粮食分三成给寨子当种子费，剩下的都是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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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优厚，王老汉心动了：“那……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