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那李红章抵达直隶之后，对于曾国藩采取严惩无辜百姓来平息洋人气焰的策略，表示出全然的赞同之意。

当听闻已经成功抓获了一批人用以抵罪时，他不禁欣喜若狂，脸上满是得意之色，甚至还洋洋自得地说道：“如今已然有可以被正法处决的十几人，另有商议定罪的二十多人，这实在是让我感到喜出望外啊！”

与此同时，位于京城的总理衙门也专门发函致信远在西北的左祖棠，向其征询有关天津教案一事的看法及意见。

然而，左祖棠对此事的态度却与曾国藩、丁日昌以及李红章等人截然相反。

在回函之中，他首先明确指出根本无需惧怕此事态进一步扩大。

因为在他看来，那些外国之人通常都是借由要挟恐吓政府官员从而达到压制平民百姓的目的。

但倘若民众群起而闹事，那么这些外国人就不得不慎重思量一番，不至于轻率地贸然挑起战端。

所以，左宗棠这般写道：“西洋诸国但凡与我国产生争端纠纷，大多都会仗着自身势力挟持我朝官吏进而管束华夏子民。然而一旦触怒民情民意，引发众怒，他们也是断不敢肆意妄为的。”

他详细地分析道，此次事件之所以发生，其根源在于那个名叫丰大业的法国人竟然率先朝着中国官员扣动了扳机。毫无疑问，责任完全在法国一方，而中国的老百姓之所以会闹事，那也是情有可原之事。倘若仅仅只是要求索取一定数量的赔偿，那么这样的请求倒是可以考虑应允下来。

然而，他坚决地表示反对用那些无辜百姓们宝贵的生命来作为抵偿之物。接着，他又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说道：“那些所谓的法国教主啊，其中大多数都是些穷凶极恶的匪徒罢了，能够老老实实、安分守己而不去肆意妄为的实在是少之又少。就拿这次天津发生的事变来说吧，它最初就是由于有人拐卖人口所引发的。当地的百姓们见状纷纷群情激奋，起来与之对抗为难。虽然目前对于这些被拐卖之人的确凿证据还未能找到，但那一百多个年幼孩子和许多女童纯真的尸体又是从何而来呢？尽管那个叫王三的人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行，但是武兰珍却已经亲口供述了所有的犯罪事实，这足以证明确有其人其事存在。至于百姓们为何会突然哄闹而起，那纯粹是事发仓促所致，绝非是官府暗中授意指使的结果。要知道，当时就连丰大业这位领事大人都胆敢手持洋枪瞄准我们的崇大臣以及天津县令，甚至连他们身边的随从人员都已经因此而负伤了。在那种混乱不堪的局面之下，就算想要加以弹压制止，又怎么可能轻易做到呢？依我个人浅见，如果法国使者所提出的条件仅仅是旨在索要一些赔偿金然后就此了结此事，那么或许还有商量的余地，倒也并非完全不能通融一下；可是要是他们执意索要民众的性命来作为抵偿的话，那就绝对不应该轻率地予以准许。”

‘‘要知道津郡此地的民风向来彪悍，如果处理事情时过于急躁冒进，必然会引发事端。倘若真像那位公使所说的那样，因为过激行为而激起变乱，那对于咱们中国来说就会有内部忧患，难道其他国家就能置身事外、毫无顾虑吗？而且这次津民群情激奋地哄然起事，也是事出有因的。他们心中充满了正义和愤慨之情，这与那些作乱的暴民完全不同。所以当下正应该培养他们的锐气，修缮我们自己的兵器装备，暗暗向外界展示出一种威严庄重、不容侵犯的气势，然后再慢慢地化解这种紧张局势。绝对不可以仓促行事，随便找个不知是否合适的人来定罪论处，这样做只会失去人心。如果对方坚持一定要有人来抵罪赔偿，那么这件事情发生得如此突然，根本无法确定真正的主谋是谁，在道理上本来就是我们这边占理。要是进一步牵连到无辜之人，那民众心中的怨恨和愤怒只会更深，就算对他们（外国势力）而言，也不会有什么好处。毕竟各个国家都是以商业贸易往来谋取利益的，同时又都畏惧民众的愤怒情绪，想必他们自己也一定会想办法从中斡旋调解，用不着我们另外费心思去谋划应对策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