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有“谷董羹”。苏轼在《书陆道士诗》中称：“罗浮颖老取凡饮食杂烹之，名谷董羹，坐客皆称善。”可能也是火锅。

谷董羹、不乃羹、暖锅等，更近似“乱炖”，而不是涮法。唐宋时中原气温回升，可能让人们更爱切脍、不重涮食。

南宋林洪在《山家清供》中提到“拨霞供”，即在雪地中得一野兔，“无庖人可治”，有人建议说，批成薄片，放热汤中汆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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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拨霞”，指拨开锅中各种配料，找兔肉吃，与今火锅近似，但非常规料理法。

到了明代，北京已有“生火锅”，《清稗类钞》记：“案辄有一小釜，沃汤其中，炽火于下，盘置鸡鱼羊豕之肉片。俾客自投入，俟熟而食，故曰‘生火锅’。”

在“野意火锅”冲击下，北京涮羊肉有了很多革新。

首先，从宋代火锅起，肉片先在酒、酱、椒等调味汁中浸泡，再下锅。

而涮羊肉真正成为名吃，则是在清代。

清代涮羊肉本名“野意火锅”，据旧《奉天通志》载，“（火锅）以锡为之，分上下层，高不及尺，中以红铜为火筒着炭，汤沸时，煮一切肉脯、鸡、鱼，其味无不鲜美”。

八旗在关外即喜“野意火锅”，“野意”即“野意家伙”，意为野味，从关外带入北京。

在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正月初十，乾隆皇帝办了530桌宫廷火锅，而到1796年清嘉庆皇帝登基时，曾使用1550个火锅用来承办筵席。”

据《宫女谈往录》记：“反正一年里我们有三个整月吃锅子。正月十六日撤锅子换砂锅。”

乾隆皇帝曾在30天吃了60次火锅，清朝皇帝每天只吃两顿饭，即顿顿有火锅。

当时人认为火锅有滋补作用，在皇帝推动下，百姓也热衷火锅。清代李调元在《雨村诗话》中记：“暖锅，俗名火锅，所以盛馔最便，寒天家居必用。余年过六十，苦鬲冷，每食必须。”到了曹爽前世所在的现代那更是风靡全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