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郑吉还在北道,恰奉宣帝派遣冯奉世正出使大宛途中。冯奉世果断行动,征发西域诸国兵余,进攻莎车,打下了都城,平定了南道,并把惊惧自杀的呼屠徵首级,一路传送到长安。此乃宣帝元康元年(公元前65)的事。冯奉世之后到了大宛国,国王对他尤其礼敬,因此还得到该国名马“象龙”,带回了长安。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带着数万人投降汉朝,宣帝特派郑吉,发渠犁、龟兹诸国兵5万,前往迎降,一直护送至京师长安,路上有逃亡者,即斩杀。
郑吉破车师,降日逐王,声威大震西域,宣帝乃拜之为西域都护,封安远侯,兼护车师以西北道诸国。郑吉遂在西域中心,设置幕府,修筑乌垒城,距阳关2700余里,统领天山南北,汉朝号令得以正式颁行于辽阔西域。西域都护的设置,不仅是汉朝王朝,更是华夏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从此之后,汉匈相斗七十余年,东自车师、鄯善,西抵乌孙、大宛,西域诸国尽归汉朝之列,张骞之始,郑吉之终,汉武之愿,汉宣实现。从此以后,天山南北广袤之土、雄阔之地,终属华夏之疆、中华之域。匈奴也更加衰弱,不敢再与汉争锋西域,以前设置的僮仆都尉,也灰溜溜罢废了。?
大破西羌
西陲之羌,盘踞青、陇,民风剽悍,勇猛好战,策应匈奴,扰我边疆。宣帝遣赵充国讨伐,两年完全平定,因置金城属国安置降羌,也就是西域都护设立的那一年。武帝后期,聚居在现今青海省境内的羌族,经常向内地侵扰,攻城略地。匈奴也想联合羌人共同侵扰汉朝。面对这种形势,武帝曾提出要斩断匈奴右臂,指的正是这种联合,但派去的士兵也为羌人所败。这时,羌入又逐渐向湟水以北移动,找寻农民弃耕的地方去放牧。同时羌人各部落也有联合一致的趋向,郡县官吏也禁止不了。这时匈奴又想勾结羌人,以扩大对汉西部的侵扰。汉朝派往浩窖(今青海省大通河东岸)的军队,被羌人打败,损失甚众。
宣帝期间,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出使到了羌族,羌先零部落酋长向他表示要北渡湟水,到汉民不种田的地方畜牧。义渠安国向朝廷报告这个情况。赵充国弹劾义渠安国奉使失职。从此以后,羌人依照以前的话,擅自渡过湟水,当地汉朝的郡县长官不能禁止。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先零部落与各个羌族部落酋长二百多人“解仇交质”,订立盟约,打算共同侵扰汉朝地区。
宣帝知道了这事,问赵充国如何对策,赵充国指出,羌人为患,一是羌族原来各部落互相攻击,易于控制,但近几年来他们“解仇合约”,共同反汉;二是羌族与匈奴早就打算联合;三是羌族还可能“结联他种”,即与其他种族联合。所以他提出“宜及未然为之备”的建议。过了一个多月,小月氏部落的羌侯狼何果派人到匈奴借兵,打算攻击鄯善、敦煌,以切断汉朝与西域的通道。赵充国估计事情不那么简单,需要深谋远虑。他向朝廷提出建议:一是加强军事上的边防;二是离间羌族各部落而侦探其预谋。
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春,汉朝中央两府(丞相、御史)又推荐义渠安国出使诸羌,了解其动向。义渠安国不懂策略,一到羌部,就召集先零部落的头领三十多人,以他们都有逆而不顺之罪,全部斩首。调兵镇压先零之民,杀了一千多人。于是羌族各部及归义羌侯杨玉等都很震恐,离开其地,劫掠其他小族部落,犯汉边塞,攻城邑,杀长吏义渠安国以骑都尉身份带领三千骑兵守备羌人,被羌人所击,损失惨重。他领兵退到令居,向皇帝报告。
宣帝意欲起用赵充国平叛,但这时赵充国已七十多岁,宣帝就派遣御史大夫丙吉去问谁可以为将,赵充国很自信地回答:“无逾于老臣者矣。”宣帝又派人去问:“将军度羌虏何如,当用几人?”赵充国答:“百闻不如一见。兵难隃度,臣愿驰至金城,图上方略。”意思是说,用兵不能远离战场空想,而要亲临前线观察,然后作出对策。他要求宣帝交给他任务,不必担忧。宣帝笑着答应了。于是,赵充国虽年逾七十,仍督兵西陲,挫败羌人进犯。回来以后,三向朝廷上书,详细分析了形势,建议防事变于未然,提出了“以兵屯田”的主张,得到宣帝的赞赏。
宣帝因他年老,问他:“派谁去带兵最合适呢?”他回答得很痛快:“再没有比老臣更合适的人选了。”又问:“需要多少人马?”答“百闻不如一见。臣愿立刻去金城(今兰州附近)测看地形,写出方案来。陛下把此事交给我办好了。”他就领骑兵不满万人,迅速出师,巧渡黄河,立稳阵脚,作好战斗准备。到达湟水岸边,羌人多次挑战,他坚守不出,只以威信招降,解散羌人各部落联合的计划。这时,他建议朝廷,屯田湟中(今青海省湟水两岸)作为持久之计,提出亦兵亦农,就地筹粮的办法,可以“因田致谷”,“居民得并作田,不失农业”;“将士坐得必胜之道”;“大费既省,徭役预息”等“十二便”。这对当时支援频繁的战争,减轻人民负担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一直影响到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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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经策,整顿工商
昭宣时期,以“轮台诏令”为基本依据,昭帝、霍光和宣帝认真总结了武帝时期推行经济政策的经验教训,大刀阔斧地进行调整政策,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收到了显着的效果。武帝时期工商业官营政策暴露出诸多弊端,昭帝时期就引起了较大非议。在始元六年(公元前81)召开的盐铁会议上,众臣对这些政策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导致了“罢郡国榷沽”的结果,但其他各项仍未罢除。宣帝亲政后,继续整顿这些政策,曾于地节四年(公元前66)九月下诏:“吏或营私烦扰,不顾厥咎,朕甚闵(悯)之。盐,民之食,而贾咸贵,众庶重困,其减天下盐贾。”由此可见,工商官营政策在昭宣时期虽然仍在执行,但经过整顿,这些政策的一些弊端,如官吏徇私枉法,贪污腐败等问题,在一定时期内得到了有效抑制,这有利于百姓的“休养生息”。?
抑制兼并,轻徭薄赋
针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无)立锥之地”的现象,为制止土地兼并,刘询即位后,先后三次诏令把“赀百万者”的豪强徙往平陵、杜陵等地,而后将其土地或充为公田,或配给无地、少地的贫民。还把国家苑囿或郡国的公田,借给少地或无地的贫民耕种,使他们尽可能地摆脱地主的控制,重新变为国家的编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