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失其威，则国必生乱，下专于权，则内必生怨。

故仲尼之为政，治其乱而平其怨，复推礼乐，以图王兴。

此亦鲁侯之望，虽非意合，乃以利合，似有同心，或能勠力。

定公进孔丘为司空，后授之以大司寇，相鲁国。

孔丘初涉相位，七日，诛少正卯。

少正卯，鲁国之大夫，官至少正，仲尼以卯身兼五恶，遂行君子之诛。

五恶者，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

此五者，非人伦之恶，非性命之恶，异于礼乐，殊于庙堂，故所谓贤者恶之也。

鲁之大司寇，掌缉捕刑诛之事，然，擅杀少正卯，言不正，名不顺，且有违于礼。

世多有疑，有，则可辩圣人之为政；无，则合圣人之仁德。

故较之礼之仁德与政之得失，后人从其无，取之礼乐。

余从其有，惟论政之取舍。

世有传言，少正卯广开私学，收授门徒，孔丘之弟子，多有往之，独颜回例外。

卯之学，乃刑名律典之学，异于礼乐，迥于孔丘。

古之为政者，登临高位，多有私心甚于公心，以公济私者，多见于史册。

然以仲尼之志，前不见其欲显于形，后不见其行露于外，所求者无非复礼兴业。

礼乐者，分上下，明远近，定次序，制数目，尊上而御下；律法者，分善恶，明利害，同生死，去殊异，维上而治下。

存礼乐，必轻律法；立律法，必小礼乐。

两者非不可并存，古之贤达，或重礼乐而辅律法，或重律法而辅礼乐，临事而决之。

然，春秋之时，王道既衰，霸业已明，礼乐存而渐失其道，律法立而未章其势。

诸国之君主、大夫、贵族，皆得礼乐之利，虽不尊其实，亦护其名。

守礼乐之旧而排律法之新，皆为私欲，似秦之商君、楚之屈子，皆受其害。

于孔丘，则不然。

礼乐，在宗、在威、在别、在数，律法，在一、在信、在同、在变。

两制不可并用，若用之，当不在首要，当不安一所。

处位愈高，愈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