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诚滚蛋之后，司礼监首席秉笔太监缺位，陈矩作为掌印大太监便有了举荐权。思索过后，陈矩推荐了王安。

王安是保定雄县(今雄安新区)人，在原历史上也算是明末重量级人物。在原历史上，他于万历二十二年由陈炬推荐成为朱常洛的大伴，也由此飞黄腾达。

如果从原历史的角度来评价，王安应该算是万历中后期，历泰昌、到天启初年比较活跃的一个大宦官。最让人们记住他的是王安在“移宫桉”中，帮助杨涟等东林党人从李选侍的“挟持”中救出太子朱由校(熹宗)，并助其顺利登基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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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除了“移宫桉”，王安在万历年间一直想办法保护皇长子朱常洛，在光宗登基后又参与了一系列的政务决策，且与东林党人较为亲密的关系也是高务实有些印象的。不过，最让高务实印象深刻的，其实是他门下的魏忠贤反咬王安并借机起势。

此刻高务实听了刘平的话，除了顺口回应了一句便没有太多反应，其实他是在仔细回忆自己前世在史书中对王安的各种记载，以便确定他到底应该是这个怎样的人，以及他保护朱常洛究竟是单纯的“忠于职守”，还是他在做朱常洛大伴的过程中实际上形成了“忠诚”。

这是事关接下来许多要事安排的问题，高务实不得不慎。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高务实还需要据此判断是否需要换掉这位厂督，毕竟东厂提督可是个十分关键的位置，好不容易把张鲸、张诚接连搞掉，可不能让他俩的继任者依旧是个和自己唱反调的。

在原历史上，王安是万历六年入选内书堂的。有明一代的小黄门入宫，都会投到一个大太监门下，而王安好巧不巧的，正好投到了冯保门下。

万历六年，李太后在儿子大婚后基本已经不问政事，冯保与张居正一人掌内廷，一人控外朝，互为援引。毫无疑问，此时的冯保权势滔天。

理所当然地，王安在完成了内书堂的学业后，就进入了六科廊写字。之后如果一切顺利，王安就能进入文书房，再入司礼监，运气好的话就可以向司礼监掌印太监的位子发起挑战。这也是明代宦官上升的正统途径。

但万历十年，张居正离世，冯保失势被贬，王安最大的靠山倒台了。所幸，当时的王安年纪不大——进入内书堂学习的孩子，一般在十岁左右。王安万历六年进入内书堂，万历十年的时候，他的年纪应该在十四五岁左右。

一个十四五岁的小黄门，自然很难被当做冯保的死党，也容易被人忽略，因为实在无足轻重。如此，王安靠着年纪小，躲过了这场朝廷的政治剧变。

王安运气倒是挺好，因为接替冯保掌管司礼监的是大太监张宏。张宏应该是很看好当时的王安，所以王安的宦官之路并未被打断。同时张宏还提携了陈矩——没错，原历史上可没有高务实，所以陈矩是被张宏提拔的，后来他做到司礼监掌印太监兼提督东厂。

关于这个兼任，本书很早就说过，是非常少见的情况，因为司礼监掌印一般不兼职，东厂提督通常由司礼监排名第一的秉笔太监兼任。由此也能看出，陈矩的确是极得朱翊钧信任。

继续说回王安，为什么高务实认为张宏没有为难王安？因为万历二十二年的时候，陈矩向朱翊钧推荐王安成为了皇长子朱常洛的大伴。这就从侧面证明万历十年到万历二十二年，王安一直没有离开这几位权宦的视野，且才学与阅历一直在增长，所以才能得到陈矩的举荐。

之后王安似乎还参与了一些事情，但高务实这会儿确实想不起来了。他根据时间线仔细想了想，再次搜寻到有关王安的记忆就已经跳到了着名的明末三大桉之一：“梃击桉”，而且高务实想起来的，是这场大桉中王安的一些细节表现。

“梃击桉”这件事本身一点都不复杂，大致就是有个哥们拿了根木棍，居然进到慈庆宫(彼时已经成为二太子的朱常洛居所)，要行刺太子。刺客未能得逞，但显然朝中一片哗然。然后开始查，查来查去，反正查到了郑皇贵妃的头上。

当时舆论一面倒地要朱翊钧秉公查办，说白了就是朝臣们要求这次必须好好教训下郑皇贵妃。

朱翊钧当然舍不得，于是大家都把目光看向了受害者朱常洛。这个时候，王安给朱常洛出了主意，意思是帮着皇帝把这件事情遮掩过去，放郑皇贵妃一马。

朱常洛对于这次行刺肯定是大为恼火的，他多年来受郑皇贵妃的气也不是一时半会能散的，但朱常洛还是遵从了王安的建议，跑进宫里当着朱翊钧的面，与郑皇贵妃上演了一幕“母子情深”的戏码。这出戏效果很好，朱翊钧觉得自己这个儿子很懂事，郑皇贵妃也暂时被安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