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高务实影响的原历史中，实学一般就被叫做“经世实学”，或者更广义一点则叫“明清实学”。这其中的领袖人物虽然很多，但本身只能算是一种思潮，绝无政治派系所必须的所谓“组织结构”。

所谓明清实学，其实就是从明朝正德以后到鞑清鸦片战争前夕，儒学发展的一种新形态。它摒弃宋、明理学空谈心性的空疏的学风，提倡“崇实黜虚”，在一切社会领域和文化领域中，全力突出一个“实”字，强调经世致用，而成为那个时代的主**神之一。

明清实学既然是广义说法，那它当然是可以细分的，其细分便大致可以分为实体实学、经世实学、科学实学、考据实学和启蒙实学五大类。

实体实学，是就明清实学的基础而言的。它包括以“气”这一物质实体为本的本体论，以实践(力行)为基础的认识论，以“性气相资”为基本内容的自然人性论，以“实功”为主要修养方法的道德论，以利游欲为基础的理欲(包括义利)统一说等等内容。其主要代表有罗钦顺、王廷相、崔铣、杨慎、高拱、吴廷翰、黄宗羲、王夫之、颜元、戴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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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世实学，是就明清实学的社会政治内容而言的。它既包括对社会弊病的揭露和批判，也包括对拯救时弊方案的构思与实施。其主要代表人物便有高拱、张居正、顾炎武、黄宗羲、吕留良、全祖望、章学诚、龚自珍、魏源等。

科学实学，是就明清实学的科学内容而言的。它既包括中国古典科学，也包括从欧洲输入的西学。其代表人物有李时珍、徐光启、宋应星、方以智、梅文鼎等。

考据实学，是就明清实学的经学研究而言的。明中叶以后，随着实学思潮的兴起和发展，在经学研究领域里，出现了汉学和子学的复兴，以子学研究代替独尊经学，以专事训诂名物的汉学代替以己意解经的宋学。其代表人物有方以智、传山、顾炎武、毛奇龄、戴震、汪中、焦循、阮元等。

启蒙实学，则是就明清实学的市民意识而言的。主要反映在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王艮、何心隐、李贽、汤显祖、黄宗羲等。

说到这里，读者诸君可能已经发现了，不少心学派代表人物也被后人划分进了这几大实学类别之中，比如大名鼎鼎的何心隐便是一例。

这并不奇怪，毕竟心学门人一直坚持认为他们也是“实学”，只不过是“道德实学”罢了。但这个问题本书前文有述，再细论既无必要，也太复杂，就不赘述了。

总之，明清实学是中国儒学发展的逻辑结果。其理论价值在于它不但对宋明理学所讨论的范畴和命题进行了总结性的批判，而且还提出了一些反映市民阶层利益和要求的新范畴、新命题，成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理论先驱。

但是到了这里问题就来了，既然按照正常发展，经世实学广义化之后便是这个“明清实学”，那现在为什么已经被冠名为“王高实学”了呢？这里的“王、高”又是指谁？

所谓王高实学，王是指王廷相，而高——至少在目前的大明，一般认为是指高拱。但在很大程度上，“王高实学”这个名词的出现，有一种故意与“陆王心学”相呼应的意思在里头。

回头看看上面对于明清实学的划分就会发现，王廷相被列为“实体实学”的先驱和代表之一，而高拱则在“实体实学”和“经世实学”两类之中被列为代表人物。

高拱在河南读书时，便深受王廷相实学思想影响，摒弃老旧的程朱理学，认为这种思想完全不切实际；也厌恶逐渐变质的陆王心学，认为心学末流几入狂禅。

于是，高拱先是研究了王廷相的气本论，通过批判程朱的“理本论”和陆王的“心本论”，明确地阐发了“天地之间惟一气”的气本论。再以此为基础发展出自己的思想，也就是一切为了“经世致用”服务的经世实学。

事实上，高拱这里所谓的“气”，如果用后世的语言来表述，那么他很大程度上说的就是“物质本源”——你甭管这个本源是原子还是分子，或是其他什么，总而言之高拱认为是物质。换句话说，高拱其实可以算是个唯物主义者。

当然，中国古代的学界思想总会神奇的辩证，高拱也不例外，他的“气本论”也很复杂。例如高拱的气本论有三个方面：

在宇宙发生论上是“常久不息，化生万物”的元气本原论，提出了“一(元气)——二(天和地或阴阳二气)——万(宇宙万物)”的宇宙生成模式。

在宇宙构成论上是“气具夫理，气即是理；理具于气，理即是气”的气本体论，阐发了气本理末、气先理后的观点。

在人性问题上是“人只是一个性，此言气质之性”的气质人性论，认为性即是气，心也是气，“惟明道先生有言，性即气，气即性，善固性也，恶亦不可不谓之性，有合孔子之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