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先高务实虽然有很强的高层影响力，但毕竟个人实际政治地位不够高，泛泛而谈、影响皇帝的思维是可以的，但具体经手或者甚至操控某些事那就比较为难了。

军工私营是借高拱的手办下来的，打下了如今明军武器装备远超历史同期的基础；《纾驿路疏》不仅借了高拱的手，而且借了郭朴回朝的势，最终是在“郭朴时代”全面完成，为大明甩脱了第一个大包袱，并且强化了驿站体系，后续的漠南之战、西北之战其实都有这件事的功劳。

他自己一手办成的国家层面大事，说起来还只有京营改制一项，而且事情虽然办下来了，但目前还在“巩固期”，不像军工、驿站两件事那么牢不可破。

而现在，借着升任户部尚书的风头，高务实不仅打算趁机稳固京营改制的成果，而且因为终于专管一方，打算动一动大明的财政体系了。

当然，基本财政体系暂时他还不敢轻易触碰，比如让他直接把大明变大宋，那他是肯定不敢的，也不现实，且没必要。

核心暂时不敢动，那就先试探试探，找一个既有“群众基础”，又是其他人不敢轻动的方向。

比如说：完全承认商人的合理社会地位，但同时要求商人承担其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这件事之所以说它有“群众基础”，不是在开玩笑，这个时代的农民其实是知道商人比自己“厉害”的，尤其是大商人。

道理很简单，大商人不仅有钱，而且必然在官场上有些背景。这些背景，有可能本身就在家族里面培养出了读书人、官员，有可能是投资了某位、某些官员——这个前文有述，就不多说。

总之，但凡称得上大商人的，一定在背后有官府的背景，超级豪商投资中枢重臣，大豪商投资督抚布政，中小豪强投资府尊县尊，再不济一些的也会投资府县吏员——别看吏员甚至不算官，有很多职务论实权的话，几乎相当于后世的副县级呢。

而寻常农民呢？不好意思，他多半连县衙都进不去，而且也不想、不敢进去。

商人只分大小，农民却不是，“大农民”那是另一个阶层，是地主阶级了，他们可不把自己当农民看待。

所以在农民眼里，商人哪怕是挑着扁担、推着独轮车的游方货郎，那也比他们强，至少见多识广——这种思维在解放初的好些农村都有。

所以中国古代的商人阶层挺不容易的，一边被某些人当面鄙夷，一边被某些人暗暗羡慕，这里的“某些人”有时候还有重叠。

但不管怎么说，商人在民间的地位实际上并没有很低，这是可以肯定的，他们的“地位卑下”主要是在朝廷和朝廷官员面前。

然而，这种情况也并非一成不变的，事实上大明立国两百年，这种局面始终在不停的变化，并且其总的趋势是商人逐渐受到朝廷的待见——对高务实而言这个程度还远远不够，但趋势还是要肯定。

即便是在原历史上，自俺答封贡完成以后，商人地位的提升也很明显。

为什么？因为自那以后，大明朝廷几乎在所有边境都开放了贸易(大概只除察哈尔以外)，清末思想家魏源在《圣武记》中评价这次和议政策“为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因为清朝延续了北疆边贸)。”

开放边关贸易的政策，是明朝国际政策的一个十分重大的转折点，同时也是对山西商人的一个重要的商业机会。

从此，晋商相继逐渐进入了粮食业、茶业、棉布业、畜牧贩卖业等行业，一举成为了明朝时期最重要、经济最活跃的边关贸易经营者。明代的着名学者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也就是说，大明最富裕的商帮，南方以徽商最富，北方则是晋商。(注：江浙商人有很多跑去和徽商同流或合作。)

事实上到了嘉靖以后，太祖朱元璋建国时所规定的：“庶民庐舍，不过三间、五架”，早已经被时人抛到了脑后，徽商如盐商等“盛宫室、美衣服、侈饮食、拥赵女”，这些富商追求财富的热情一时间远远高于了任何朝代。

有了钱当然好，但每当他们要去面见官员时就比较不爽了——你得把这些盛装换下来，穿上粗布衣裳去拜会，而且低三下四、唯唯诺诺。哪怕你就是那位官员的“金主”，有时候都只能如此。

有没有办法改变呢？也不能说没有，比如说你很有钱，但是又实在不是读书的那块料，那么你可以想法子捐个监生——也就是国子监学生的身份。

这个身份要说有多贵重倒也未必，毕竟它只是个相当于“国子监在读”，甚至不是“在读”，而是“曾读”。但国子监无所谓毕业不毕业，因为本身那只是为科举准备的学校，无非档次比较高罢了。

那么类比一下，捐的这个监生其实就好比“国子监函授班”——读是读过，有没有读出什么名堂来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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